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牛衣对什么病有好处(牛吃牛衣好吗)

李重蓉

牛是一种充满矛盾性的动物,它既能负重隐忍,富有为中华民族所欣赏的吃苦耐劳特质,成为勤劳品德的象征;又是雄健烈性的,在某些时刻会展现出毛发贲张、气势冲天的美感。一提到牛,我们不难想到它的美德,却容易忽略它的神气。不过在汉代艺术中,牛的形与神、俯首与高昂、辛勤温良与雄姿英发不曾偏颇其一,都得到了生动真实的再现。更特别的是,汉代人还为它添上想象的羽翼,升华它的健美不凡,令其变成一种神兽,护佑着人间。

生活日常中的牛

牛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。据考古发现,我国早在更新世晚期就有原始牛出现,乃发源于印度的中东亚种之后裔——欧亚亚种,自印度迁入,分布在我国北方与西南少数地方。但这种牛的驯化并不成功,最早驯养牛并用以祭祀、耕种是在商代,这时中原地区牛的主要品种为圣水牛和黄牛。西周以后,随着环境气候的变化,黄牛逐渐成为中原牛的代表。牛的品种、用途在汉代得到了继承,反映它在社会生活中场景的图像主要有这几类:农耕、田猎、庖厨以及牛车。而这些场景在今天的乡村依旧可见,由此可知汉代习俗绵延之久。

(一)农耕图中的牛

牛耕在西汉时已被大规模推广,至东汉时期,逐渐从中原地区被推广到长江、珠江流域。牛耕图是画像石、画像砖乃至壁画上常见的题材,目前在陕西、山东、江苏、甘肃与内蒙古等地区皆有发现。画面多呈现一或两牛挽犂,农人执犂并赶牛,奋力耕作的情形,其中二牛抬杠式耕种法较为多见。

如国家博物馆藏一块徐州雎宁双沟地区的画像石,就反映了东汉江南地区使用二牛抬杠式犁耕的情景。此石的左、右、下三边各饰一条菱形纹边带,主体画面分作上、中、下三层。最上层是仙人出行图,中间一层是人物会见图,最下层则为牛耕图。牛耕图的最右端停一辆已卸牛的柴车;中央为耕作图,并排左行的两头牛身装有向上斜伸的长而直的单辕,辕端装衡,一左一右驾着二牛,后面一农夫左手执鞭、右手扶犁,农夫身后随一儿童在撒播种子;不远处,还有一人执鞭驱赶一牛,后随一担夫(图1)。整幅画面展示了农家春耕忙的场景,牛是其中的主角,其身负重物、扬蹄卖力向前驱动的身形,仿佛跃然石上的哞哞叫声,形象诠释着它们对于人类的莫大帮助。

汉代神兽︱外来牛怎么成了汉代的本土神?

图1 国家博物馆藏牛耕画像石拓本

另外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也出土一套彩绘木牛套长辕犂的明器模型(图2)。

汉代神兽︱外来牛怎么成了汉代的本土神?

图2 武威市磨嘴子汉墓出土彩绘木牛拉犁明器

(二)田猎图中的牛

田猎是汉代的一项重要活动,既能捕获猎物、满足基本生存,也带有政治军事色彩、能起到军事训练的作用,汉画上的田猎图绘制出了当时社会勇猛尚力的精神风向。

牛是这类图像中常见的动物。比如一块陕西米脂党家沟墓门楣画像石,画面由内外两层构成,外层为云气纹,内层图像则由仙境和狩猎共同组成。在内层画面的正中央,有一座双层楼阁,底层并排端坐两位带翼仙人,楼阁外围绕着蟾蜍、九尾狐、神鸟、捣药玉兔等;在画面的左右两侧则为田猎图,右侧有一人骑角兽射鹿,左侧有一骑马者返身回首、拉弓射向后面一头奔牛,情势危急,扣人心弦(图3)。

汉代神兽︱外来牛怎么成了汉代的本土神?

图3 米脂党家沟墓门楣画像石拓本

又如安徽淮北北山乡出土一块画像石,画面左方刻一柏树,树顶立一鸟,树下栓一犬,周围还有飞鸟环绕。右方则刻一株合欢,树枝上栖有鸟雀,上空有一彩凤展翼;树下有一人持弓向上射雀,寓意“射爵”;还有一牛拴在树干上,正惊恐望向猎手,扬蹄后退,增加了气氛的紧张(图4)。

汉代神兽︱外来牛怎么成了汉代的本土神?

图4 安徽淮北出土画像石拓本

无论这些田猎图中的牛是否作为猎物,都体现出了它与人类关系的密切;并且画面动感飞扬,是那个时代精神侧面的写照。

(三)提供衣食的牛

牛也为汉代人提供衣食。牛奶、牛肉、牛骨、牛皮等,都具有实用价值,今人同样延续了对牛这些部分的食用习惯。食牛肉、牛奶的饮食习俗常见于汉代庖厨图。

杨爱国先生将画像石上的庖厨图分作屠宰、汲水、炊煮和切菜四类,椎牛图为屠宰中的一种。椎牛的场面在山东诸城前凉台、沂南北寨山汉墓出土画像石上皆有反映。另外,河南方城城关镇墓的西门下门楣石,上刻牛抵虎图。画面左方为一虎,后肢立地,上半身悬空向前扑,尾巴上翘,正昂首怒目、张口吐舌地恫吼;右方刻一牛,三蹄立地、左后蹄高扬,俯首用犄角狠命抵向猛虎,气势丝毫不弱;而就在牛扬起后蹄的一刹那,一戴尖顶帽的人趁机用环首小刀阉割牛的生殖器(图5)。阉牛是为使之便于耕作,也改善牛的肉质,这一习俗流传至今。另外,陕西榆林横山孙家园子墓门楣石上刻有挤牛奶图。

汉代神兽︱外来牛怎么成了汉代的本土神?

图5 河南方城城关镇墓西门下门楣石拓本

至于用牛皮御寒,有著名的“牛衣对泣”之典。西汉元帝、成帝时期的王章,官至京兆尹,性情耿直、刚正不阿,素为大臣贵戚所敬惮。可他早年做太学生时,也曾经历过一段穷困潦倒的日子,比如一次生了病,却连被子也没有,只能借牛衣取暖。贫病交加让王章情绪低落,他自以为熬不过这一关了,躺在牛衣中竟感伤得落泪,忍不住向妻子诀别。王妻是古史上少有的留名女子,当然自有一派风范,她并不为丈夫的脆弱所惊慌,相反镇定自若,唤着丈夫的字“仲卿”训斥道:“你瞧瞧如今在京师朝廷里的尊贵者,能力有谁能比得上你呢?可你在生病困厄之时,非但不自我激励、奋发图强,反倒哭哭啼啼的,哪有大丈夫的样?”王妻的见识坚强犹如一柄剑,破开了笼罩的迷雾与乌云,令王章醍醐灌顶,也倍感温馨。后来王章几经波折终于得到外戚王凤举荐、为成帝所用,但他并不买王凤的账,秉公行事,于是得罪了王凤,连同妻儿皆下狱。狱中,王章年方十二的小女儿继承了其母的聪慧,准确预料到其父终会因刚直的性格遭难。随着王章被杀害,其妻儿被流放合浦,直到王凤去世后才得以还乡。这家有慧能的人家后来从事采珠业,勤劳致富,加上时人皆为王章之冤所不平,他们最终在劫后余生中得到了岁月的温柔庇佑。

(四)交通运输中的牛

牛还是汉代陆路运输的重要动力。牛车以车箱上是否装卷篷,分作篷车与敞车两种。王子今先生指出牛对饲料的要求低、力强耐久,虽然行速慢,但在秦汉时期逐渐成为最普遍的运输动力,牛车的普及是东汉交通运输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。不过牛车规格较低,从西汉初年大约至东汉中期,多用于载物,人乘牛车会被尊贵者所不齿,《晋书·舆服志》曰:“古之贵者不乘牛车,……其后稍见贵之。自灵、献以来,天子至士庶遂以为常乘。”这一风气的转变与为生活便利密切相关。孙机先生认为东汉晚期社会上层出行以牛车代马车,是车制上的重大变化,其原因之一是牛步徐缓,乘牛车的颠簸程度比马车小、并且可自由坐卧,不用像乘马车一样需要坐或立、并保持姿势的端正。

如一件米脂官庄墓门左立柱画像石,画面分作上下几格,在最下一格刻一带卷篷的牛车图像,应为篷车(图6)。又如甘肃张掖高台县骆驼城南出土一辆东汉彩绘木牛辎车明器。辎车制作得机巧,由双辕、车舆、帷盖及车轮组成,车舆前后各有两爿可开合的车门,门框涂褐底黑点,车轴、轮辋及帷盖涂黑色,颇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之势;而拉车的牛则被刻出身体轮廓,由黑线勾勒五官、毛皮,俯首而立,长尾支棱(图7)。

汉代神兽︱外来牛怎么成了汉代的本土神?

图6 米脂官庄墓门左立柱画像石拓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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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7 张掖高台出彩绘木牛辎车明器

牛之壮美呈现

汉代人发掘了牛的雄壮之美。

(一)斗牛与牛灯

最具动感的牛是处于战斗状态时,画像石上常见斗牛场景。比如山东邹城面粉厂出土一块浅浮雕画像石,画面分上下两层,上层为宴乐和农作图,下层从左往右的图像依次为:两人击一人;二牛相斗;骆驼、大象依次向前行;射猎场景。其中的斗牛图氛围激烈,二牛一面扬蹄刨地、一面低头拼命用犄角抵向对方,观者似乎能感受到它们的牛气哄哄,中间有一人似在作裁判,另一人骑在一牛身上也在专注观战(图8)。

汉代神兽︱外来牛怎么成了汉代的本土神?

图8 山东邹城面粉厂出画像石拓本

汉代人也善于将生活用具塑作动物形状。江苏扬州邗江县甘泉2号汉墓出土一件错银铜牛灯,铜灯由灯座、灯盏和烟管三部分组装而成,这三组组件均可拆卸,便于清洗。其中灯座塑作黄牛形状,牛腹中空,背负圆形灯盘;灯盘一侧设置扁平把手,盘上笼两片可转动的灯罩,其中一片镂空雕刻,便于散热、挡风和调光;灯罩上扣穹顶形罩盖,烟管一头连接盖顶、一头与低垂的牛首相接(图9、10)。当灯盏中点燃时,所产生的烟尘即上升、经由烟管导入盛有清水的灯座腹腔,得以溶解,环保卫生。巧妙运用导烟管保护环境的原理,在汉代多件灯盏上都有所体现,如长信宫灯以小宫女高举拎灯的那只臂袖作为导烟管;国家博物馆藏一件彩绘雁鱼青铜釭灯,以大雁修长的脖子作为导烟管(图11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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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9、10 江苏扬州邗江县出土错银铜牛灯

汉代神兽︱外来牛怎么成了汉代的本土神?

图11 国家博物馆藏彩绘雁鱼青铜釭灯

另外这件铜牛灯的造型美观,铜牛曲颈低首,瞠目张口,双角角根相连、角尖上刺、连贯成一弯月牙,线条流畅;四肢立地,尾卷上翘,体型雄浑。灯座、导烟管和灯盏都施以错银技法,通体光滑、纹饰精美。错银类似于错金,据史树青先生考证,错金技法源于春秋战国时期,是在铜器上用金丝、金片镶嵌成纹饰、文字,然后用错石(厝石)在器表磨错平整,形成隐嵌图案的视觉效果,生动活泼。比如这件铜牛灯上即以云气纹为地,夹有奇禽异兽,图形飘逸。

(二)滇国艺术中的牛

汉牛被塑造得最为光彩四射的,当属滇国器物上的造型。滇国畜牧业发达,家养的畜禽中牛的数量最多。滇牛品种也为黄牛,有两种类型,大约一种的角上翘,另一种的角则下垂。

比如国家博物馆藏两件实物,一件是云南江川李家山出的西汉青铜枕。青铜枕是滇国特有的器物,在该古墓群中共发掘出土6件,这一件作马鞍形,枕面中间平整,两端上翘,如此两头连上中部的轮廓形成一个开口宽阔的弓形,又若一弯新月;两头顶端各焊铸一圆雕立牛,枕头的正面铸有双旋纹,背面则以双旋纹、虎纹为地,并排浮雕三立牛,牛的上半身连带牛首凸出平面。在枕背面的三牛侧立,头向右偏垂下,犄角上顶,颈项上的肉峰突起,牛的倔强栩栩如生。而在两端的牛则端立高处,目光前视,双角上翘,重心朝后、身躯微向后倾,长尾下垂,意态庄严(图12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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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12 云南江川李家山出青铜枕

另一件是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西汉七牛虎耳青铜贮贝器。此贮贝器由器盖和器身组成,器盖呈上宽下窄的矮筒状,顶上铸七牛;器身作上窄下宽的长筒形,中束腰,腰部有一对虎形耳,底部有三足。两只猛虎凝神上望,开口露牙,身躯压低,缓步上前,正紧盯前方器盖上的猎物牛群,准备狩猎。而七牛身形健壮,颈项上皆有突出的肉峰,其中六头环绕于器盖边缘,相连前行,或犄角上扬或双角内卷朝下,或侧视或下望;独有一牛伫立中央圆台上、高出其余六牛的脊背,耸然鹤立,昂首仰天而鸣,双角硕大朝上卷翘,俨然为众牛之王,威武无双。在这里,每只动物都造型鲜活、形神兼备,更难得的是虎的狡诈诡谲与牛的威严庄重形成戏剧性效果,具有类似古希腊雕塑人物的艺术魅力,于静默的虚空中蕴含着一触即发的情感与力量(图13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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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13 晋宁石寨山出七牛虎耳青铜贮贝器

神话中的牛

牛在汉代也被神化,在图像表现上主要有两类。

(一)牛首人身神

第一种是以牛首人身神的形象出现,常与鸡首人身神相组合,多见于山东、江苏徐州和陕北的画像石上。关于牛首神图像的定名,学界有多种观点,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是认为他代表西王母,或者炎帝;相应的鸡首神则代表东王公,或者宝鸡神。而据陈根远、李凇先生的相关研究,汉代牛首、鸡首神图像的来源是鲁南、苏北,陕北包括晋西北皆受山东图像的影响。在山东的此类图像中,这两类神多是作为西王母、东王公的侍者存在,因此我们认为画像石上的牛首、鸡首神,可能是主神的侍从。

比如陕西神木大保当出土一块门楣石,画面以夹带飞鸟的云气纹为地,从左右两端到中间的图像相对称,分别为带蟾蜍的月轮、带金乌的日轮,带翼牛首神、带翼鸡首神,直到正中央为一张牙舞爪的野熊(图14)。更具代表性的是山西离石马茂庄西二号墓前室东壁左、右侧画像石,两侧画像的两边皆为勾连卷云纹,中间一栏均分作上下两格,上格分别为西王母、东王公,下格分别为执符节的牛首神、鸡首神(图15)。在这对图像组合上,牛首神作为西王母侍从的身份很明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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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14 陕西神木大保当出门楣石拓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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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15 山西离石墓前室东壁左、右侧画像石拓本

(二)执法神獬豸

第二种神牛形象是獬豸。獬豸是传说中公正执法的神兽,从汉晋时期起,它就被视作具有明辨是非善恶的能力,常出现在执法公堂或执法者的衣帽上。关于獬豸的原型,文献中有三种记载,分别是:羊、鹿和牛,其共同点是皆有一角,如《异物志》曰:“东边荒中有兽名獬豸,一角性忠,见人斗则触不直者,闻人论则咋不正者。”而图像资料中的獬豸大多是以牛作为原型,并且它主要是凭借有特色、稳定的姿势保持辨识度,因此与其拘泥于用某种动物形象,不如用其姿态特征来作为判断獬豸形象的依据。图像上的它一般以低头俯身、头顶独角往前抵刺、背部高耸、四蹄触地偶有一两蹄翻跃、长尾扬起的姿态为其特征。陕北、南阳地区的画像石上常见獬豸图像,在组合形式上又各有特点:陕北的獬豸图像被程式化、多成对出现,而南阳的则没有固定组合对象。

陕北画像石墓墓门有一程式,即石面从上往下依次刻朱雀、铺首和神兽图像,其中最下方的神兽多为青龙、白虎,也可能是獬豸。墓门为一对,于是左右图像相对称,形成组合,气势十足,米脂、榆林、神木、绥德等地多见这类画像石。如绥德杨孟元墓的左右门扉,画面正中各有一只铺首衔环图像,瞋目开口,头顶双耳竖立、中央竖一肉柱;铺首上方各有一朱雀,一足轻立于铺首头顶的肉柱上,一足抬起,昂首挺胸,展翅扬尾,富丽雍容;铺首下方则各有一獬豸,俯首前抵,长尾高扬,两蹄立地两蹄刨动,凶猛暴烈的气场与上方朱雀形成对照(图16)。

汉代神兽︱外来牛怎么成了汉代的本土神?

图16 绥德杨孟元墓左右门扉拓本

而南阳画像石上的獬豸虽也与猛兽相组合,但对象不固定。如南阳宛城军帐营出土一件墓门左门楣石,画面横向,从左往右依次为:獬豸与虎相斗,羽人戏二龙,方士,背景饰以缭绕的云气纹。其中虎后肢立地,上半身腾空,昂首怒吼,威吓面前的挑衅者;但对面的獬豸丝毫不为其所动,俯首耸背,身躯前倾,以其独角挑战王者,气吞如虎(图17)。

汉代神兽︱外来牛怎么成了汉代的本土神?

图17 南阳宛城出墓门左门楣石拓本

汉代獬豸还有三维立体雕塑形式,也塑作低头、独角前刺的战时状态,相关资料多出土于甘肃地区。如张掖高台骆驼城墓群、武威市磨嘴子汉墓等都出土过木獬豸。又如一件出土于嘉峪关新城乡的青铜独角兽,关于其制作年代,有东汉和魏晋两说。此兽头首低垂,开口露齿,双耳竖立,头顶独角笔直向前冲刺、几乎与地面平行;颈背部一长条鬃毛飞扬,身躯饰有弯曲阳刻细线、代表毛发,背部凹下,前肢挺立、后肢略曲,尾巴宽而扁、高高扬起,整体造型极具动感(图18)。

汉代神兽︱外来牛怎么成了汉代的本土神?

图18 嘉峪关出青铜独角兽

汉代牛的文化内涵

在古代,牛与人类社会的运作息息相关,汉代人不仅需要它以满足生活和生产之用,还将它纳入礼制文化的范畴,赋予它精神信仰上的含义,对其产生敬畏之情。

比如“太牢”,这是源自先秦的祭祀、待客的最高规格礼仪,备全牛羊猪三牲。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载楚汉相争时期,陈平为刘邦设计去除项羽的臂膀范增,故意安排在接待西楚使者时,装模作样地“为太牢具,举欲进之”,得知来者并非亚父而是项王派来的后,故意撤换了盛宴,代以低劣的食物,以此使骄傲简单的项羽生疑。古人极重礼,以礼规范等级与秩序,而牛作为大礼中的三牲之首,重要地位可想而知。

又比如汉家天子有赐“牛酒”的传统。顾名思义,牛酒即牛与酒,每当皇帝赦天下、登基或者行冠礼等仪式性时刻,皇帝会面向大臣乃至社会基层人民,赏赐食物,其中的牛可能以整头计,也可能只是牛肉若干。这时牛不仅是单纯的食物,而代表政治殊荣,体现了帝制时期对于天下承平的愿望。

至于汉代人神化牛,可能源于对它超高实用性的认同,还有对其力量的崇拜。我们不难发现,以汉画中的牛首神、獬豸为代表,神牛相较于其他神兽,朴实无华得如同随处可见的黄土,并无传奇与浪漫可言。它之所以能够在汉代庞大的神灵队伍中焕发出独特的光芒,一是因为它的体态展示出为中华民族所欣赏的健壮阳刚之美。汉画上的神牛,战斗时最具爆发力的那一瞬间被捕捉、描摹得活灵活现,仿佛天地之混沌元气就要破茧而出,那是华夏民族遥远而悠长的血脉在激荡。

二则是它所蕴含的文化内涵。它是含辛茹苦、脚踏实地的精神象征,又是阳刚勇猛、驱魔辟邪的正气代表,还是公正严明、威武决断的正义守护者。它的这些特质,体现出汉代人对于公平正直的心理诉求,而这一心理日渐凝结成民族性的一部分,成为优秀的文化传统,滋养着代代国人。

牛凭借它的力量与忠厚,成为人类最密不可分的伙伴,也成为我们民族悠远不断的精神图腾之一。

谁不向往生命中的轻盈与飞扬呢?然而山河岁月,人世百年,总有那么一些难以承受的渡口与关卡,是徘徊退缩,还是哪怕挤在逼仄的流口也要艰难吐丝?都是选择。而牛俯下首来默默承受、耐心耕耘,定要搏得春回大地的韧性,富于启示;危难关头,它又能贲张昂扬、迎难而上,充满感染力。

回首青山依如旧,几度夕阳红。在汉代牛那一俯首、一昂头的中间,不经意两千余年的时光悠悠而过,牛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怦然相撞。

责任编辑:钟源

校对:栾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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